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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新四军人才策略解读

浏览次数:1994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地方志室 发布时间:2019-03-20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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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建圩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从皖南岩寺迁至泾县云岭,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在皖南近3年的时间,是新四军的初创时期,众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不仅缓解和解决了干部、人才的缺乏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文化水平,以致于“新四军的文化水准比较中国其他部队已高得多”,为新四军后来向北向南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形成重视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

   然而与国民党军政组织相比,皖南新四军的待遇十分低下,“新四军干部大多是高职低就”,并且生活条件艰苦,官衔不高,前途未卜。是什么因素使得这块土地吸引了众多的人才?本文就此议题从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军政首长:个人魅力产生的凝聚力

   新四军虽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其军长却由非党人士叶挺担任,在新四军其他重要的位置上,也有很多非党人士,例如,军司令部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军医处处长沈其震(震之),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等等。这种由党外人士和党内人士共同领导的军队,在国内是仅有的,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开明、开放的胸怀,才能广纳贤才共同抗日,特别是叶挺、项英利用各自丰富多彩的革命经历与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军部招引人才。

   军长叶挺早年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得到器重。1921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去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奋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击败军阀吴佩孚的主力。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去国外(德、法等国),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新四军军长。叶挺积极招揽人才,其中包括爱国人士,社会贤达和亲朋故旧。他号召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弟弟叶辅平(不久牺牲),侄儿叶钦和、叶育菁来新四军军部;同时邀请朱克靖(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沈其震、林植夫、黄序周等专业人才到新四军军部工作。还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和学者名流,如经济学家钱俊瑞(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任光夫妇等,这些人士在叶挺个人魅力的感召下,相继参加了新四军,为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副军长项英,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于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31年后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军委主席、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副军长。他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在他感召和积极动员下,张云逸、周子昆、李一氓、冯达飞、袁国平等一批具有作战指挥和治理军队才能的干部,被配备到新四军中任职。1938年10月,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带回云岭军部。

   这些专家学者的到来,又吸引了更多人才。沈其震“各处奔波,物色了国内较好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护士、药剂师和化验师二三十人。这批人医德好,干劲足,要求严格”,为日后就地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

   二、因地制宜:在战火中重视人才培养与建设

   战争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除了依靠组织上的安排外,要从源头解决人才问题,皖南新四军就必须自己培养出所需人才。云岭四面环水,山清水秀,加上这里火热的抗战激情、优良的作风和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使得各种人才大量涌现。

   武器低劣的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捷报频传,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形成鲜明对比。蒋家河之战、卫岗战斗、繁昌六次保卫战、收复泾县县城保卫战,以及粉碎敌人无数次围攻和扫荡等等战绩,壮大了新四军的军威,全体指战员在战火中得到锻炼,铸造出大量的军事和文艺人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皖南新四军文艺工作者用战斗事迹作素材,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剧目有《繁昌之战》《最后一计》《送郎上前线》《一条扁担》《魔窟》《大时代的女性》等;革命歌曲主要有《新四军军歌》《繁昌之战》《父子岭上》《保卫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歌》《反扫荡》等。在军部云岭,到处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张贴的抗日宣传画、墙报、标语随处可见;文艺晚会、讲演会、篮球赛等文体活动丰富多彩;速记班、干部训练班、卫生训练班等各种培训班办得热火朝天。军医处处长沈其震“不断地办学校和训练班,手把着手教,以身作则,培养干部,使优良的作风传播下去”。

   1939年春天,周恩来辗转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在作报告时,发现有好多同志在交替着做速记。会后周恩来问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人作速记?”袁国平回答:“我们军部秘书处办了速记班,今天作记录的全是速记班的学员。”周恩来称赞说:“你们这个办法好,你们有这么多速记员,我们那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能不能调派给我们一二名?” 袁国平随后选了方卓芳和吴波两位成绩最好的学员随周恩来到重庆工作。其后,周恩来考察新四军培训干部学校并观看战地服务团表演的节目,他在演讲中说:“我们共产党已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皖南新四军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的成绩,可见一斑。

   爱国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过着团结、严肃、紧张、活泼的学习战斗生活。他们被感染着,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抗日军民服务,不断成长、成熟。泰国华侨陈惠,是《青春之歌》的词作者,1938年从福建龙岩向皖南行军的途中,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在这次行军中,我学习了更多的东西,红军的那种吃苦耐劳、奋斗牺牲的优良传统,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作风……”

   三、区域优势:乃英雄用武之地

   泾县云岭地处长江中下游,历来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文化水平较高,并与上海、南京、芜湖、杭州等城市相距较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芜湖、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了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抗日,抵御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要求参加真正抗日的军队,一开始,在不了解新四军的情况下,赶赴延安是首选。但随着沦陷区范围的扩大和国民党的阻挠,南方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以及南洋华侨很难到达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由于及时的宣传和新四军影响的扩大,不同背景的爱国人才从四面八方汇成涓涓细流,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抗战。

   成立于八·一三”事变后的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开办了救护训练班,讲授医疗知识和急救技术,并进行政治、军事教育。结业后,救护队为当地群众做了很多工作,却不为当局承认。救护队筹募经费,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积极筹划上前线抗日。据救护队员王震之的介绍,“到延安去,到皖南去,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药品、器材充实后,这个愿望就有实现的可能了。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去延安的困难太大,可以就近去皖南,而且我们同新四军的医护工作原有联系。根据当时的形势,便挑选精干的同志前往皖南。9月间我们组成了温州战士青年救护小分队出发了。”

    上海失守后,大批爱国人士向内地转移,继续抗日。“上海地下党曾组织煤业救护队、难民中的爱国青年、慰问团、印刷业等工人和职员,医务、文教、艺术工作者和党员骨干力量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组建初期,上海煤业救护队的25辆汽车对部队迅速集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并参加了新四军的各项工作。上海难民工作委员会动员组织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党员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前前后后共1200人,其中党员80余人。此外上海人民还组织了多种慰问团、服务团、宣传团奔赴皖南参加抗日斗争。1940年10月,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郑坚、李亚芬、张定玉、郭立言等12位同志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到民运、机要部门和军直教导队。皖南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印刷出版等部门的创建和发展,与上海人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南方的广州、桂林等城市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或乘车、或坐船,甚至徒步前来皖南,为抗战发挥自己的作用。

   四、加大宣传力度:以正中外视听

   新四军军纪严明,驻军、行军打仗,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深得群众拥护,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前来。在了解外界形势的同时,新四军积极宣传自己,把报刊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当时军部主办的报刊主要有《抗敌报》《理论与实践》《抗敌文艺》、《战地青年》《建军》《老百姓画报》《学习》等;另外,还利用其他方法进行宣传,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的沈柔坚、李绚和孙从耳合作创作《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大约35幅,手拓“200份,其中100份装订成册,作为对外宣传,一部分由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美国)带到国外散发”。正是有了正面的宣传,有力地澄清了反动派以及敌对分子对新四军的无耻诋毁。 除了史沫特莱外,还有众多外国友好人士(主要是作家、记者和医护人员)前来军部采访宣传,如琼·尤恩(加拿大)、汉斯·希伯(德国)、埃德加·斯诺(美国)、杰克·贝尔登(美国)、伊泼斯坦、夏逖克斯、埃文斯·卡尔逊、蔼斯、罗生特、王安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迪威等,他们用各种方式,向全世界介绍皖南新四军。他们的所见所闻和称赞的言论,有力回击了敌、伪顽势力的无耻谰言,澄清了中外视听。国内人民、国外华侨以及友好人士,对真正抗日的新四军提供大量人才、物质和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