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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情谊万年长——记新四军老干部朱昌鲁伯伯对我父亲张毅的关怀

浏览次数:316 作者: 张光燕 信息来源:《新四军与宣城》 发布时间:2019-11-06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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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张毅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的老首长朱昌鲁几十年来对他非常关心,在关键的时候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我父亲在世时经常同我们说起那些感人的往事。

父亲是浙江平阳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少年时便四处飘泊打工谋生,19岁到上海沪西平民医院当练习生。当时同为该医院练习生的一位女士蔡金娥,也是平阳人,她丈夫欧阳宽是中共闽浙边区临时省委的工作人员,常到上海以看望妻子为名,为边区红军和省委机关购买西药和枪枝零件等。我父亲因此接触到地下党,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也经常冒着危险帮助做一些工作,如发放宣传品、运送物资、找人接头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坚决要求参加革命队伍抗日救亡。1937年9月,由中共地下党员张达僧写信介绍,我父亲到平阳北港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边区游击队,被安排在司令部当卫生员。游击队的司令员是粟裕同志,政委是刘英同志。1938年4月,闽浙边区红军游击队在粟裕司令率领下,到达歙县岩寺集中,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我父亲被编入二支队军医处看护排。1939年7月又被调到新四军二支队独立营任营部卫生员。独立营营长是朱昌鲁伯伯,是我父亲的直接首长。从此以后,虽然两人职务不一样,经历各不同,但朱昌鲁伯伯对我父亲的情谊却几十年不断。

我父亲到独立营工作后,营部首长和工作人员总共只有几个人,大家不分干部战士,同食同眠,亲密无间。营长朱昌鲁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有知识有水平,待人真诚和蔼。他经常同我父亲谈心,还教我父亲学习英语。多年以后,我父亲做医药工作,还得益于那时所学到的一点英语知识。因五十年代,大部分药品都依赖进口,标识多是英文。

我父亲在独立营工作半年后,因患肺结核和慢性骨肿,朱昌鲁伯伯将我父亲送到泾县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入院不久,后方医院失火,烧毁了不少病房。伤病员拥挤在一起,一时无法容纳。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疏散伤病员,召开大会小会和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亲自作动员讲话,号召患慢性病一时不能治愈的同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回家休养,把病床让给重伤病员。我父亲虽然舍不得离开革命队伍,但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1940年初,军部发给我父亲长假休养证明和银元80元、衣服两套,将他和20多位浙江籍伤病员一起送到太平兵站。尔后兵站用大卡车将他们送到歙县深渡为止。这批新四军战士互相扶持往浙江方向步行,走到威坪时,遭到国民党宪兵的拦阻和刁难,说他们是新四军派回地方做地下工作的,硬要他们转回去。我父亲因此不能回浙江平阳老家休养,不得已又辗转回到宣城狸桥、南湖一带。这里是新四军二支队驻地,我父亲在这里战斗过、工作过,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这一带群众对新四军很拥护、支持,便于隐蔽养病。由于当时组织关系不是由本人自带,而是由新四军军部转浙江地方,以至我父亲虽然人回到狸桥,但组织关系接不上。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撤到江北,我父亲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所幸1943年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打回江南,在狸桥、漕塘一带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宣当办事处为该地区最高党政军领导机构,随主力部队南征的朱昌鲁伯伯担任主任。我父亲找到老首长,要求归队工作。朱昌鲁伯伯看我父亲踝骨肿大未消,行走不便,不能适应游击行动,便劝我父亲继续留地方休养。我父亲又提出恢复组织关系,首长说因体系不同,一时难以办到。朱昌鲁伯伯指示我父亲,以经商为掩护,为部队采购一些紧缺物资。此后,我父亲经常到江苏南京、高淳等敌占区采购大量棉布、医药等物资供我军使用。有一次,新四军四十六团参谋长傅狂波还托我父亲到南京给他买了一只怀表,以便于指挥作战。由于任务完成得比较好,首长很满意。朱昌鲁伯伯有时碰到我父亲,总是问寒问暖,了解深入敌占区采购物资的情况。有两次,他还请我父亲吃饭谈心,以示慰勉。1945年4月,我父亲结婚,朱昌鲁伯伯带着警卫员许勇登门祝贺,并给了不少钱。我父亲说这些钱可维持几个月的生活。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生念念不忘,经常在家对我们说。

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突然北撤,由于我父亲住地偏僻,来不及通知。我父亲安顿好我母亲后,追赶到江苏溧水一带寻找新四军队伍,部队已无踪影。这次的变故致使我父亲又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为此他懊恼不已。

1949年4月,宣城解放后,我父亲立即重新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狸桥小学教导主任。其时,朱昌鲁伯伯任宣城军分区参谋长,他到狸桥检查剿匪反霸工作,得知我父亲的情况后,向宣城县委负责同志推荐了我父亲。12月,我父亲当选为宣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次年初,被提调到宣城县人民政府工作。

1957年中共宣城县委开展审干工作,在审查我父亲因病脱队这段历史时,朱昌鲁伯伯以及水阳、狸桥区委的一些老干部都给予了有力证明。据此,中共宣城县委审干委员会明确宣布:“张毅同志历史问题已审查清楚,无问题。”审干结论下达后,我父亲专程到南京向已转业担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的朱昌鲁伯伯报告了这一情况,朱昌鲁伯伯也为我父亲感到欣慰。

我父亲参加革命早,且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但始终是普通干部。这引起人们猜测和怀疑,受到许多冷遇。在文革中,我父亲再次受到审查,单位专案组反复外调,也未查出半点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党组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展了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中共宣城县委接受了我父亲要求承认伍龄并享受离休待遇的申诉,发函派人外调情况。朱昌鲁伯伯理所当然是调查对象中的重点人物。但不巧的是朱昌鲁伯伯正患重病,身体虚弱,连说话都困难,江苏省建设厅为了他的身体健康,对打扰他的事一律挡驾。宣城县委两次发函,均被江苏省建设厅退回,称朱老病重,不宜理事,待病情稳定后再联系。我父亲落实政策之事因此一再延搁,迟迟不能解决。我父亲焦急不安,不得已给朱昌鲁伯伯写信报告这一情况。朱伯伯的女儿朱淮扬在病床前一字一句将信读给他听,他要朱淮扬转告江苏省建设厅政治处,还人公道,不能再拖,有关要了解老同志情况的外调,要及时安排接待。朱淮扬代其父给我父亲回信时,告诉了这一情况。不久,宣城县委再次发函,终于收到了所要了解的材料。这份证明材料,是朱昌鲁伯伯在病床上口述,工作人员笔录而成的。经过两年的调查核实,层层研究上报,1987年12月,中共宣城地委组织部终于下达了《关于张毅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批复》,批文中曰:“根据中组发(82)11号文件第十条、省委皖发(85)33号文件第四项第8条规定精神,同意张毅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我闽浙边区红军游击队之日起计算,工资待遇由原行政二十一级调为十八级,并改为离休。”至此,我父亲的革命经历终于得到组织的认可,并享受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

如今,朱昌鲁伯伯和我父亲都已去世多年了,但朱昌鲁伯伯对我父亲的革命情谊,我们将世代铭记。朱昌鲁伯伯关心同志、爱护部下的新四军老干部风范,我们将永远学习。